《中国企业家》专访关明生,求解阿里巴巴国际化路径和跨文化管理等问题。关认为,买个现成的国外公司进行改造的方式不太适合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

　　2001年加盟阿里巴巴的前首席运营官关明生是阿里巴巴走向流程化、国际化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位出身GE、有铁血宰相之称的香港人在30天之内将公司早期每月烧钱2百万美元的记录砍至50万美元,引入目标、使命、价值观的概念、落实成文。他还长期致力于企业内外部培训,类似 “今天的最好表现是明天的最低要求”、“作为管理者,上岗第一天就要开始找自己的接班人。没接班人你怎么上去?”的语录在江湖上广为流传。

　　7月,在伦敦商学院举办的2010全球领导力峰会上,《中国企业家》专访了关明生,求解阿里巴巴国际化路径和跨文化管理等问题。关认为,买个现成的国外公司进行改造的方式不太适合阿里巴巴的商业模式;淘宝网已实现盈利,但并非依靠广告模式,而是卖场管理方式。不必太担心中国企业受制于落后的国家软实力,有意义就有增值,改变人们的生活习惯也是创新一种。访谈全文如下:

　　《中国企业家》:阿里巴巴国际化路径有何独到之处?

　　关明生:公司国际化要看其具体商业模式。阿里巴巴不是生产一个产品,而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概念。对我们来说,买一家现成的公司来改造它,机会不是很多。我们考虑的是,在目标客户群中,有哪些是可以让他们集中起来的?阿里巴巴在印度有1300万的B2B注册用户,都希望出口。他们国内没有这样的服务。不管是生存,管理还是融资,帮助他们实现需求,最终对阿里巴巴有利。

　　更重要的是,很多方面阿里巴巴已经走得很靠前了。我们相信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穿透国界。如马云所说,我们要有一个电子商务的新文化。老文化是在社会里找机会,新文化是如何帮社会解决问题,是为社会创造新机会。

　　《中国企业家》:这种“与人为善”的商业价值观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落实,如何应对竞争?

　　关明生:阿里巴巴帮助弱势群体,比如B2B业务中的中小企业,没订单,没法活了,因此我们做平台。我们将买家和卖家连起来,提供商机给他们,怎么做生意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后来他们又需要帮助:怎么利用互联网来推广?因此创办阿里学院,教他们推广成为我们服务的一部分。后来用户企业由10个人变成50个人,出现管理瓶颈。我们又整理来自用户的具体案例,不是普通商学院的案例。用户会感慨:是啊,我认得这个东西。他们可以进一步发展起来。

　　2001年,阿里巴巴只有一点点客户,今年第一季度付费收入超过65万人民币。因为你做了增值的事情。淘宝网是帮助很多人去消费,消费者中的弱势群体是白领、民工。B2B也是,帮助合作社卖种子。ebay收钱。我们不收钱,也能打赢它。无论是B2B,还是B2C,还是C2C,阿里巴巴最强的就是这个社区。社区不可能没有假没有骗,但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这样。有人问,淘宝网是不是广告模式?其实淘宝最重要的模式是卖场和社区模式。淘宝的规矩,第一条是管淘宝自己。用户觉得这个很强有力。其实现在淘宝已经盈利,前年实现收支平衡,去年收入为 15 亿人民币,几乎是 200% 、300%的增长,未来有可能超过B2B的生意。

　　《中国企业家》:马云曾说不看好合资形式,为什么?

　　关明生:要看用什么方法来打动,打动什么人?最终受益的人应该是用户。淘宝跟雅虎日本合作主要帮助了中国的用户。那么对于日本的中小企业来说,有没有对中国的B2C的可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呢?很多程度上,出口的是一种理念和价值。淘宝的武侠文化、店小二文化在中国信手拈来,公司员工也容易得到凝聚力,但出口到海外不一定灵的。在海外其他地区,要寻找当地文化。比如在日本也许是武士道文化。找到需求,帮助弱势群体,你的工作是来做一个催化剂。

　　《中国企业家》: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仍然相对弱势,企业走出去如何超越这种束缚呢?

　　关明生:对于创新的理解不应狭隘。中国的方式是改变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这种影响力就很大。人们不了解的是,有意义就有增值,这就会支持我们的未来。新的商业文明是透明、有责任、开放。我们的企业要推广新的商业文明。

　　谷歌的退出使百度搜索作为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的霸主地位更加巩固,工程师出身的李彦宏如何找到新的增长方式？

　　今年早些时候谷歌(Google Inc.)从中国大陆退出,使中国本土巨头百度作为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的霸主地位更加巩固。

　　如今,在投资者的殷切期望之下,百度首席执行长李彦宏必须找到新的增长方式。

　　现年41岁的李彦宏是工程师出身,说话声音柔和。他曾在美国硅谷短暂工作过,之后于2000年与人合伙成立了百度。他反驳了对百度的核心中国搜索业务增长将很快枯竭的担忧。中国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尚未使用互联网,在这种情况下,李彦宏说,搜索广告仍将是未来五到15年百度的主要增长动力。

　　不过,他也在考虑发展其他收入来源,包括海外业务和在由百度或其合作伙伴创建的内容页面上发布广告。他还会考虑收购外国互联网公司。

　　百度一直在淡化谷歌将中国大陆搜索服务移至香港给其带来的好处,不过据位于北京的研究公司易观国际(Analysys International)的数据,二季度百度在中国搜索广告收入中的份额增长了六个百分点,至70%。谷歌的份额则下滑了类似的幅度,至24%。

　　李彦宏在百度北京总部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以下简称WSJ）的专访,分享了他的战略。

　　采访节录如下:

　　WSJ:你如何描述目前中国的搜索市场？

　　李彦宏:中国搜索（广告）市场的规模仍相对较小,比美国、日本、英国的都要小,不过正在飞速地增长。

　　WSJ:3月份谷歌将中国大陆搜索服务移至香港,这如何为中国的搜索市场创造新的机遇？

　　李彦宏:（它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搜索业务上）,帮助广告客户明白搜索是它们赢得目标客户的最佳途径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它确实让我们获得了一些好处,不过由于我们已经拥有了如此大的市场份额,我们由此获得的流量并不明显。

　　WSJ:除搜索业务外,中长期来看,推动你们收入的力量还有哪些？

　　李彦宏:搜索市场仍处于初期阶段。我们的核心搜索业务能享受多年的高增长。

　　其次,我认为中长期来说,有两类增长动力。一个是我们所说的“登录页机会”（landing-page opportunity）。我们已经开始构建自己的内容,并将这类内容整合到我们的搜索结果页面中。这类内容页面,我们称其为登录页。我们还可以在登录页上放置赞助商链接。

　　比如（在线视频网站）“奇艺”(Qiyi)。当人们在百度上搜索这类内容时,我们能将用户导向“奇艺”。“奇艺”本身可以显示广告赚钱。

　　其他领域还有很多例子是未来我们希望开展的业务。因此,我认为,未来五年我们应该有相当一部分收入来自登录页战略。

　　未来收入的第三个推动力当然是国际业务。

　　WSJ:你有什么样的国际扩张计划？

　　李彦宏:我们的国际扩张已经开始。我们几年前推出了日文搜索。但我们认识到,国际扩张是一种长期投资。

　　我认为在未来五到10年,我们将有非常大的一部分收入来自国际扩张。

　　WSJ:有没有进军美国的计划？

　　李彦宏:美国已经有了非常强大的搜索引擎,比如谷歌和微软(Microsoft)。我认为我们进军美国市场会慎重行事。所以我们的国际扩张可能会暂时避开美国。

　　WSJ:中国的审查制度对百度的运营有何影响？

　　李彦宏:我们习惯了。我们是以中国为大本营的,显然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我们发现用户对那些东西（受审查的条目）不是很感兴趣。他们寻找的是偏娱乐的信息,偏商务的信息,生活资讯,各种各样的东西。

　　WSJ:会增加百度的成本吗？

　　李彦宏:会的。这是一个相当全面的系统,我们需要用它来确保对一些非法内容采取了必要措施。

　　WSJ:你有没有关注海外的并购或投资机会？

　　李彦宏:我们会持开放心态。我觉得国外有很多有意思的公司,它们提供的服务很好,很新颍,做得不错,也在赚钱,但不在中国。跟这类公司合作,我们可以帮助它们在中国推广和扩大业务。

　　WSJ:所以你考虑的是合作而不是收购？

　　李彦宏:不一定吧。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我们会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WSJ:你是否担心公司的成长达不到投资者的期望？

　　李彦宏:我不担心。我不是根据投资者的期望来运营公司的。我是根据我们自己对互联网计算的未来、对中国市场的未来进行的展望来运营公司的。

　　我是创始人,我会在这里呆上很久时间。我不需要在下一个季度取悦那些短线投资者。我需要确保公司是健康的、强壮的,还会继续成长很多很多年。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某个匪夷所思的化学名词是否还将通过某个食品、某件外用品的曝光而知名天下，谁也不敢保证。

　　连日来，霸王的股价伴随二恶烷事件的反转而起伏不定。伴随其生产批准文号实则与多年前的中药洗发品牌“丽涛”共享同一批号，并且“已过期”的最新进展曝光，7月20日截止发稿，霸王股价再次下挫1.44%至4.80元。

　　就在一日前，霸王股价在或能“翻案”的利好主张下，创出7.27%的涨幅势头。

　　正如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对霸王前景的判断，霸王在日化产品中的地位奠定了其长期保持增长的势头，但面对当前媒体围攻下集团沉寂多年的问题的逐一揪出，霸王于上周在微博上的紧急公关也是收效甚微。

　　面对股价在两三天内蒸发40亿的现状，霸王此刻或许与消费者怀有同样的心态，霸王的前程还将面临多少问号?

　　1， 批号疑云?

　　事发于7 月16日一则“霸王防脱洗发液”的生产批准文号与“丽涛防脱洗发液”的批准文号相同(均是卫妆特字2003第 0504号)的新闻曝光。同期，在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网站显示，这一批号状态为“已过期”。

　　7月19日，霸王集团公关部杨政书对此证实，霸王防脱洗发水与丽涛防脱洗发水实为同一产品。针对批号过期质疑，杨政书解释为，批号是可以续时间的，名称是可以变更的，霸王集团正是通过延续时间和变更名称继续使用丽涛防脱洗发液的批号至2011年9月18日。

　　另一方面质疑在于，丽涛与霸王在功效标注上对于“纯天然”、“中药”、“无化学物质”等概念的偏差，杨政书对此解释为，“丽涛以前就是特殊化妆品”，对于霸王功效的标注，是在“国家药监局从2008年开始接手审批化妆品批号以后”。

　　在《药监局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备注栏上，“产品名称为丽涛防脱洗发液，原生产企业名称为广州霸王化妆品有限公司，有效期截止到2011年”的标注对上述说法进行了印证。不过，药监局对于霸王生产批号的审批结论中并未出现“正式批准”的字样，原因何在，尚有待事态发展。

　　2,标准缺失?

　　虽然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此前做出了“霸王产品二恶烷含量对健康不造成影响”的定性，但由于没有公布具体的检测数据，质疑声纷至沓来。

　　在7月16日举行的药监局说明会上，业内专家一致表示，二恶烷在日化洗护用品中的存在很难避免，在将二恶烷的含量控制到不危害人体健康的范围的前提下，希望公众能用“理性”眼光去看待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不过，至于健康范围的标准何在，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二恶烷残留量的抽查检测先例。

　　另一方面，药监局在对霸王开具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产特殊用途化妆品卫生许可批件》中注明：卫生部未组织对本产品所称功效进行审核，本批件不作为对产品所称功效的认可。

　　由此看来，霸王在‘二恶烷’含量是否涉及人体健康、包括产品说明书上的功效所述是否属实，话语权还在霸王自身，国家药监局、化妆品规范以及第三方检测部门并未有一个既定的统一的审核标准去为此案定性。

　　3， 消费者知情权何在?

　　当然，如果按照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对于制成品二恶烷水平应低于20ppm的标准，霸王的“毒性”可能正处于标准边缘，如果按照澳大利亚、中国台湾不超过100ppm的标准，霸王的“毒性”则是微乎其微——不过，这只是药监局以及洗发水行业二者间的拉锯战，在消费者看来，“微量”、“超标”并不是关注的焦点，生产新的表面活性剂代替含二恶烷的当前活性剂也是治标不治本，关键在于当前在产品真实成分以及功效知情权上的缺失。

　　在未来的某个时点，某个匪夷所思的化学名词是否还将通过某个食品、某件外用品的曝光而知名天下，谁也不敢保证。在这个方面，不仅仅是霸王，麦当劳、强生、沃尔玛转基因大米的先例都应引以为戒。

　　霸王以损失40亿的市值代价，在洗发水行业掀起一场渲染大波，将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目前还难以估测。

　　有些人的判断力常常令我们惊诧。他们总是能在别人还不知道北的时候,就能判断出方向。我们习惯于称他们是天才。实际上,每个人都可能有机会成为那样的天才。关键是你有没有这样的意图和方法。

　　别丢失了整体真实

　　这是个盛大的晚会上。有一个哲学教授带着两个学生参加晚会。“嘭”!一声巨响把大家震住了。原来是教授身边的一个暖水瓶爆了。大家诧异地望向教授。他一脸歉疚地说:“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抱歉,我一不小心闯了祸,坏了你们的兴致,我表示深深的歉意。”一个深鞠躬,众人又恢复了先前的欢乐气氛。

　　事后学生对教授说;“我明明看到水瓶是自己爆的,为什么您要承认是自己弄倒的？”教授回答说:“不承担我将失去声誉。没有一个人会相信这不是我碰的,因为这个水瓶距离我最近。水瓶怎么可能自己爆呢？”

　　设想另外一个场景:一声巨响,暖水瓶爆炸。众人转头齐齐看向教授。教授更是大惊,全场诧异的眼光让他心乱。教授赶紧说:“怎么回事？吓了我一跳!这与我无关!”大家交头接耳,议论起来: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爆炸声到底是什么？怎么还把教授给吓着了？这个地方不安全？教授较真,没有人会说教授有错,但教授却把整个聚会给搞拧了。看上去教授是抓住了局部的真实,可是却无意中破坏了整体的和谐。

　　可是当教授彬彬有礼地道歉说,“一不小心闯了大祸”,大家就会轻松释然。没有人在乎是谁把暖水瓶碰翻,大家只在乎晚会的温馨和谐。教授抓住了这个场合的整体意向。即便情绪、心境乐意接受局部真实,但是整体观念还是让教授从局部真实上升到了整体真实。

　　教授给我们上了一堂哲学课:局部真实与整体真实。当你执着于局部真实时,没有人会谴责你,但是你却丢失了整体真实。

　　张瑞敏的超强判断力

　　日前去海尔考察,与主管国内外经营的周云杰和海尔一支笔苏方雯一起聊天。恰恰也聊到整体判断力这个主题。

　　周云杰说,他特别佩服张瑞敏首席执行官,总是能见微知著。他说,同样一件事,我们要从几十条渠道收集上信息来,才能形成判断。而张首席常常是从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就能够形成一个准确的整体判断。比如前段时间张首席去视察北京自主经济体运行。出来后很快就给我打电话问,北京自主经济体有什么问题没有？我回答,没有呀,挺好的。张首席紧接着又问:当真没有问题？张首席这么一问,我就知道肯定他发现了问题,而且该问题还有全局性。于是赶快搜索我脑中收集到的信息补充说,对了,近期几个地方分公司都反应考核上还有些问题。张首席听到这里,就把电话放下了。我知道了问题,解决问题就应该是我的事了。

　　他说,过了一会儿,我就给北京打电话问,刚才首席视察时出了什么情况？原来,张首席在视察时问一个员工,你上个月卖了多少台？那个员工回答说,卖了,卖了……卖了120台。这个员工本来该脱口而出的数据,回答时就这么一支吾,张首席就判断考核指标还没有落实。而我所以有这个判断,是因为全国20多条渠道给我反馈了一些信息,我正在琢磨呢。我们首席不知道这些信息,依然做出了判断。

　　许多企业家也都有这样的品质。通常企业高管和员工都特别佩服老板的判断力。我试着把我的观点,跟周云杰分享。我说,两个人对话时,如果我一听您说的特别对我心思,我就急急忙忙打断您,说出我内心对同样事情的看法,而忘了您的话还没说完。或者,我自以为知道您要说的事了,心不在焉。这些都影响了我了解事实。您前边说的,只是一个铺垫,真正想说的话其实在后边。当您听我说跑了题的时候,也就无兴致再提旧话。而我因此也就失去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倾听是一件很难的事。张瑞敏首席我接触过,他总会静静地看着你听你说,而不会打断你。事实就在你的原原本本叙述中涌出来。

　　张首席判断力强的第二点,是注重保持心静,进入对方的内心,能够听出你的情感及其缘由。一般两人对话,嘴上说的不一定就是心里想的。我们一般就凭嘴上说的来判断事情,而张首席则能从你嘴上说的,看到你心里想的,能够恰当地区分开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之不同,把握住对方的真实想法。同时,还可以洞悉在你叙述的事实中,有多少情感的因素插入其中。

　　能够从对话人嘴上所说,推断出他心里想的不一样的东西,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我们常常做不到这一点。可是张首席还有很厉害的第三点。说话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都是显意识所表达的。而一个人潜意识所要表达的东西,跟显意识所要表达的又不一样。甚至,对话者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是什么。而张首席这样的人,会很自然地从你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所形成的气场中,判断你的真实意图。有时候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却通过眼神、身姿表露了出来。

　　张瑞敏首席一是能静静地听你说,二是能够甄别你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之不同,三是又能抓住那些你自己都还没有想到的意图,所以他能够从很小的细节中,得出整体的判断。

   　企业家的天然秉赋

　　企业家所以与职业经理人不同,有超乎寻常的判断力,是他们日复一日磨练出来的。从创业以来,他们就是在还没有充分信息时拍板下一个个决策。一旦拍板下来,他们就硬着头皮往前拱。旁观者只是看到他们在头拱地干活,却没有看到,他们在头拱地干活的同时,不断在比对着自己的决策,在调整自己的决策。

　　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怀疑,走另外一条路会不会更好？有个什么样的人帮我会更好？当初不出手是不是会更好？等等。任何一点不起眼的小事,他们都会与自己的拍板相比对,时刻都在检验着会不会有更好的决策,时刻更改着他们的判断。

　　他们知道不可能有千真万确的判断。好的判断都是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出来的。每一念、每一感触、每一感觉、每一欲望、每一喜爱和每一憎恶,都各是一个“我”。无论如何,这些个“我”彼此既不相关联,又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其中每一个“我”均随着外界情况和印象的变化而改变。一天成百上千回的这么对比,使他们砥砺出一种特殊的敏锐,磨练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觉醒意识。在这种警醒的自我意识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他们也会形成一个总体判断。他们判断快,判断力强,就是这么一天反复个千百回磨练出来的。这种有意识的训练,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

　　企业家看上去很有霸气,实际上他们最知道自己的胆量和饭量。一种根深蒂固的谦卑,使他们不敢轻易变更方向和目标。即便在许多不利情况下,他们也不会轻易丢下自己赔钱的买卖,更不会轻易去从事别人挣钱的生意。他们知道,世界大着呢,看别人轻松,你去干不一定轻松。正是这样一种体验,使得他们逃脱了企业经营的一个最大误区:选择了要做什么,而常常因一时没赚到钱就放弃决策。这就是以术干道!其实,决定到底该干什么,该从事什么行业,这是大道,而如何去干、怎么去赢利这是术。这些一流企业家,绝对不会以术干道。

　　企业家的那个岗位或是现场,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地头。高级职业经理人时常会拍胸脯宣称他们会对事情负责,而企业真正的老板绝对不会放手给你让你去负责。只要他在董事长或CEO这个地头,他就会负全责。

　　公司中有着一个个业务现场,这其中有生产制造的现场,有技术研发的现场,有业务营销的现场,有接线员的现场,也有财务总监的现场,有人力资源总监的现场,还有副总裁、总裁、CEO、董事长的现场。尤其是CEO和总裁的现场,那是一个公司战略决策拍板的现场,那里与公司生命有莫大的干系。

　　那个现场太重要了。错失了一个现场的信息,就可能对判断决策有着致命的影响。这样一种岗位和现场,所磨练出来的一个人的判断力,不可能比简单学一些知识的人判断力弱。这也是为什么小学毕业生的企业家,常常可以指挥领导众多博士生、博士后员工的道理。

　　这就是以张瑞敏为代表的一线企业家为什么比通常的高管有更高判断力的原因了。以我长期与企业家和CEO打交道的体验,对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没有比企业家和CEO更清楚、更明白的了。只不过他们面临挑战,日理万机,形成诸多堵塞,他们需要一个旁观者或是一面镜子,倾听他们的倾诉。在倾诉过程中,他们自己就会找到提纲挈领的办法。在企业家谦卑的表面下,是他们对一连串风险默默的称量。

　　别忘了,一线上的企业家与CEO是最具判断力的。他们的判断力,来自他们刻骨铭心的谦卑。他们是分分钟照看着大局的承担者。公司任何一个小插曲,都会被他们上升到战略的高度去把控一下。尤其是对关键现场、关键人员心态的把控上,没有谁比他们更细心。

　　中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太阳能发电市场,这里诞生了至少4家全球TOP10光伏企业,但后者宁愿在国际市场冲锋陷阵,也不愿在自家门口做太多流连——原因在于,自从去年敦煌特许权招标一役之后,中国光伏企业领导人对中国政府何时启动国内市场愈发悲观,他们不断感叹“政策环境越来越差”。

　　但6月22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家能源局“非常慷慨”地宣布了中国第二批光伏电站特许权项目招标启动,相比一年前敦煌10兆瓦的小心谨慎,这次招标达到280兆瓦,13个项目遍及西部6省市,这让很多业内人士大呼“进步很大”。

　　来听听光伏企业的看法。“这次要特别响应国家政策。”7月8日,英利集团董事长苗连生在海南告诉《环球企业家》;新奥光伏总经理周德岭也对本刊透露“要积极参与政府的招标”;在此之前,赛维LDK新闻发言人姚峰表示“要尽力支持政府的决策”……表面看来,这样的回应很平常,但只要回想下1年前敦煌招标时的情景——数十家光伏企业的群雄逐鹿,争论、批评甚至谩骂伴随整个招标——就会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劲。此次众口一词的“支持国家”更像是一个“政治”表态。

　　这颇为吊诡的一幕已并非初次发生。《环球企业家》获悉,在招标消息公布前的6月11日,12家国内主要光伏企业的代表被召集到国家能源局附近的唐拉雅秀酒店召开闭门会议。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处处长梁志鹏向光伏企业提前透露招标情况,并号召企业“要有长远眼光和战略眼光,要考虑到国内项目的意义。”言下之意,在海外市场供不应求的背景下,能源局的此次行动需要光伏企业大力捧场,若招标不顺,能源局将承担极大的舆论压力,这会直接关系到其继续推动国内市场启动的现实动力。

　　短短一年间,中国光伏发电市场的最大推动者由心情迫切的光伏企业,突然变成了他们过去的努力游说对象——国家能源局。这一戏剧性翻转,暗示了中国光伏行业的商业逻辑和游戏规则都已今非昔比。

　　角色转换

　　作为中国光伏发电的第一次尝试,敦煌10兆瓦光伏发电招标的空前火爆有其特定历史条件:彼时,中国光伏企业正在遭受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寂寞难忍的时光,国内市场适时启动被视为救命稻草,加上仅仅只有10兆瓦1个项目的稀缺性,一场殊死争夺在所难免。

　　但一年后全球光伏市场的复苏速度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当然也包括能源局在内。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光伏专家王斯成向《环球企业家》回忆,本次特许权招标实际上已经酝酿半年之久,年初发改委要求西部8省区上报光伏项目就是为此预热。只是决策者没有想到,短短6个月,随着全球光伏市场的迅速反转（详情参见www.gemag.com.cn《光伏复燃》一文）,光伏企业对国内市场的热情却随之迅速冷却。变幻莫测的国际市场,导致政策的制定总是比市场变化慢半拍。

　　国内一家著名光伏企业的国际销售经理的心理或许是最典型的反应。他透露,现在国外的订单基本都已经排满,公司一方面要临时挤出产能供给国内,且项目进行还特别漫长;另一方面针对国内市场的产品价格还远低于国外。从这个角度看,国内市场并非有利可图的买卖。

　　能源局当然看到了这一点,一位参与了上述动员会的光伏企业人士认为,这也是能源局要召开动员大会的原因。而本次招标规定的两年建设期,实际上就是能源局特意给饱和的光伏企业产能留下的腾挪余地。

　　当然,光伏企业们也并非那么短视,毕竟,要在这个全球最具诱惑力的新兴市场启动时分一杯羹,还得当“好学生”。在短期内缺乏商业利益吸引的情况下,本次招标规模达280兆瓦的积极信号,正在暗示有朝一日更大规模的市场开放。当然,光伏企业们希望这个数字最好“至少是1-2GW才有点意思”。

　　令参会的企业代表意想不到的是,能源局在会上暗示,如果本次280兆瓦招标效果良好,明年将再拿出500兆瓦的项目,而到2015年,计划光伏发电装机将在此基础上翻10倍（500万千瓦）,到2020则达到40倍（2000万千瓦）。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能源局强调这只是最低预期——在这样诱人的前景下,即便眼下的280兆瓦不是太挣钱的买卖,光伏企业也再难以冷漠对待。这就不难理解“支持国家”背后的复杂心情了。

　　从长远发展来看,此次招标也具有关键的探索价值。王斯成指出,政府希望通过这次招标摸清西部地区的上网电价。至于这个摸索何时完成,王斯成半开玩笑的说,如果“十二五”之内能够打通国内光伏政策的命脉,“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规则改变

　　280兆瓦招标还在悄然改变民营企业参与国内光伏市场的游戏规则,而这对民企带来的利好,将更为深远。

　　很多人已经注意到,自去年敦煌招标后,短短一年中,在中国幅员辽阔的国土上,已经难以统计在建和建成了多少个光伏电站——这些电站并非国家特许权招标项目,而是与地方政府合谋的产物,其自然难以得到并网发电的保障;且即便并网发电后,也难以迅速拿到地方政府允诺的上网电价,导致至今未能获得任何投资回报。

　　对于这些“黑户口”光伏电站。国内知名系统集成商中环光伏给出的数据是今年大约有1.5GW——除去600兆瓦的金太阳工程,也是这次招标的3倍。一家在西部已建成并网光伏电站的企业人士透露,能否让已经并网的光伏电站拿到上网电价,最终成为考验企业是否能够“拿下”地方政府和部委的能力,而这并非一产业健康发展的路径。

　　但280兆瓦招标多少开始改变这一混乱局势。随着特许权招标规模的不断扩大（从去年的10兆瓦,到今年280兆瓦,和明年计划的500兆瓦）,国家特许权招标和地方政府招标这两条线最终将回归到国家特许权招标的正轨上来——这对光伏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国家已拿出足够多的项目,企业便不用再私自做计划外电站了,“我们压力也小了很多,不用再整天担心我们跟某个地方政府关系不够好了。”上述光伏企业人士坦言。

　　当然,尽管本次280兆瓦特许权招标在客观上已取得进步,但也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批评者认为风能招标“重国企、轻民企”的一幕仍会在光伏招标上大行其道。代表人物如厦门大学能源研究所所长林伯强,他认为,中国光伏政策真正成功的标志,是让民营资本能够自由的参与,而特许权招标制度显然不是一个好办法。

　　但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光伏电站的开发商角色注定更适合国有资本,而电池产品设备的供应商则更适合民营企业。国投电力(600886,股吧)总经理王维东曾对本刊指出,上游的光伏电站投资大,风险小,收益慢,天然适合追求稳健的国企;而下游的电池制造投资小,市场变化快,天然适合市场嗅觉敏锐的民企。

　　对于聪明且理性的民企来说,过多的抱怨特许权招标制度也无济于事,如何在中国现有产业环境下寻找属于自己的商业机会,才是明智之举。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众多知名企业经营困难,劳资矛盾激化。但是当失业问题成为我国强化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动力”时,沿海地区仍然我行我素地闹起了“民工荒”。与之相呼应的是,白领跳槽频繁的现象也成为我国城市从业者中普遍而严重的现象,遭受社会舆论严重质疑的不仅仅是这些企业,更是对这些企业家的质疑。

　　有调查显示,与国外企业家相比,中国企业家在“道德”方面的负面性更为突出,其集体社会形象远比国外的同行要低。而与此同时,对企业未来的焦虑、不安、对生活丧失兴趣、缺乏安全感等种种不良情绪似乎对中国企业家群体更情有独钟。

　　在消费领域,国人对品牌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和品牌的创始人企业家密切相关。而“三聚氰胺”事件直接引发了全行业的集体性灾难,此种情形世界罕见。事实上,中国企业家不仅面临着社会质疑的考验,企业内部危机也逐渐显山露水,已经酿成了一个个分崩离析的“杯具”。

　　这些最终都指向了一个问题:中国企业家的领导力究竟怎么了？

　　不确定的明天

　　对于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苏勇教授认为,这说明我们企业快速成长的阶段,或者说粗糙经营就能够获利的阶段慢慢在过去。以前在企业高速成长的时期,企业依靠非常简单的管理就能够获得可观的利润,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我们说竞争越来越激烈,国际上经济形势变化也很快,确实也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比如说今年春节以后的招工难,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对我们的企业家经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企业经营面临越来越复杂的环境,需要企业家与时俱进,但另一方面,企业家却变得越来越“脆弱”,甚至有人发出了企业家也是弱势群体的感叹。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企业家自身的信心失落以及危机感的增强。

　　“随着国资监管体系的完善,对企业业绩考核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导致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弊病暴露得更加充分,这些弊病严重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这也会使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感受到比以前更加重的压力。所以我们也会看到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一些状况。”对于国企高管负责人领导力的危机原因,苏勇教授给出了这样的看法,“国有企业的领导人,今天不知道明天。今天在位你是董事长、总经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拿掉了,而且这种事可能是没有任何先兆的迹象。或许是因为领导换了,或许是因为其他种种原因。像这种问题,他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从这方面来说他就很难有把事业长期发展下去的动力。这就造成我们很多国有企业行为都是短期化的。”

　　苏勇教授认为,另一方面对他们个人而言,他们也会感觉到似乎前途不是很有希望。今天我拼死拼活做,做得好倒没什么,做的不好还会受批判,还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即便我做得好,但我今天可能还会在这里做,明天不知道还能不能在这里。

　　民营企业家虽然不存在国企领导面临的问题,却也有其忧虑所在。“民营企业家担忧的主要是企业生存环境,因为他们感到国进民退,在这种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很多地区政策也好,资源也好,都在向国有企业严重倾斜,我们从整个改革开放的思路来讲,国企应该退出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但是我们现在慢慢看到比如说房地产领域,国资央企也深度涉足,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民企无法和国资竞争。”苏勇教授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最为担心的是企业还能否发展以及如何发展下去,这种对未来的担心构成了诸多民营企业家心理焦虑的重要内容。”

　　领导力危机背后的责任缺失

　　员工的频繁跳槽,在团队建设方面殚精竭虑却常常效果不佳,都造成了我国企业家精神压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中国企业家领导力危机的重要表现。

　　“民工荒”与白领跳槽现象本质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其背后的逻辑是员工作为价值创造的主体,却难以享受到企业财富增值的成果,相应地企业家在享受着丰硕的物质成果的同时,也独享了社会的荣耀与光环,但在企业的小王国里,这些企业家却是一副招人怨恨的“暴君”形象。一些企业包括知名企业,基层员工的年流失率几乎可以达到100%,很多所谓的白领性质的工作更是如此,很多白领每年都在跳槽,能保持三年不跳槽的员工甚至不多见,曾有一家知名企业的车间主任向记者介绍,其所在的车间400名基层员工,三年的流失率不足10%,自认为足以堪称珠三角企业中的奇迹了!

　　员工跳槽行为普遍,白领离职现象,成为挑战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严肃问题,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苏勇教授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的内部管理造成的,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很不注重培养员工的忠诚度。一项关于中国白领跳槽的调查显示,有6成以上的白领第一份工作未满一年即跳槽,企业和员工签约的时候恨不得和其签一年甚至半年的合同,这样它解雇你的时候不需要补偿,签长期合同的话解雇的时候补偿就比较多。企业要用你的时候拼命用你,一旦不要用你了,它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了的时候,就让你走路。而且不大愿意在人才身上投资,不大愿意考虑员工的发展需求,都是短期化行为,企业恨不得员工什么都是现成的,经验是现成的,知识也是现成的,什么都是现成的,拿过来就可以用。但是一旦用过两年三年,发现员工知识结构也落后了,各方面跟不上企业发展需要了,那你走吧。这种情况下很难培养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

　　尽管冒了巨大的离职成本和风险,但依然阻挡不了中国白领跳槽的热情。但如果认为中国白领跳槽频繁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取得更高的薪水,似乎并未找到其本源,实际上部分跳槽者并非如此甚至截然相反,甚至减薪也要跳槽。这些白领追求的是工作的幸福感和成就感。无休止的加班,甚至吃饭都要挤出时间,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被老板骂的情形,这样的白领自称为“白领炮灰团”。在这种情形下,员工毫无忠诚感也就无可指摘的了!

　　而这一问题的更深层次问题,则是我国众多企业缺乏必要的利益分享机制,普通员工难以从企业的发展中分享必要的成果,却承担着企业低成本运作偏好下的主要风险,这种不对称的劳资问题,成为中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状态。

　　诚信被认为是企业家绝对不可妥协的原则,而今天,我们身边的事实却截然相反。尤其在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内幕交易、虚假信息披露等等,加上此类公众公司处于媒体高度的聚光之下,企业家诚信危机时有所闻,也给中国企业家的集体形象造成了严重冲击。甚至企业家个人的诚信问题,成为影响企业生存和品牌价值的重要因素。有识者早就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肯德基在中国出现苏丹红事件,很少有人觉得肯德基的老板是混蛋,而会很自然地认为是一个技术环节出了问题？为什么科龙电器前董事长顾雏军一出事,整个中国家电行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陷入低谷？

　　由此可知,部分企业家领导力的危机,更多的是源于企业内部的机制紊乱,偏重价值创造而漠视价值分享、重视管理效率的提高而轻视员工创造性价值的发挥,这种不可持续的管理模式随着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而日渐严重。中国企业家重树领导力,必须首先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

　　幸福生产力时代的使命与救赎

　　“如果我的企业的员工在上班前,女员工在梳妆打扮的时候,男员工在整理领带的时候,会非常的愉快而不是愁眉苦脸地面对新的一天,那会让我很有成就感。”曾有一位民营企业家这样向苏勇教授袒露胸襟。

　　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家的梦想,更是其内心苦恼的流露。伴随着让劳动者更有尊严,体面劳动等呼声的高涨,隐隐为我们开启了幸福生产力时代的影子。

　　“幸福生产力”是个国际性概念,这种生产力以人的快乐程度为指标,关注员工的可持续发展和成长性。“管理学中很早就发现了这样一条定律,开心的员工是高效率的员工。如果一个员工每天工作时情绪低下,充满埋怨,那他的工作就会容易产生失误,劳动效率也会显著降低。”苏勇教授说。

　　幸福生产力时代作为一种趋势是难以阻挡的,它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提出了并不陌生却相距甚远的新课题。同时它会产生一种重要的副产品——员工忠诚度的大幅提升。而做好这一点,苏勇教授认为应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整个企业文化要好,让员工能够看到在这个企业里是有盼头的。整个文化的氛围要是非常好的,讲公开、公平、公正,只要你能够努力工作,是会有前途的,而不是靠和领导处关系。

　　第二,从高管来讲,要仔细地研究员工的需求。员工人与人是不一样的,作为高管要考虑每一个员工,目前的需求在哪一个层次？如果他们目前工资很低,希望努力提高收入,那作为领导就必须要努力提高其待遇。另外一些公司会选拔一些骨干,比如很多企业有优才计划等等,这也是能够留住骨干的措施。

　　伴随着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推进,员工持续发展的价值将不断被发现,我国庞大的社会需求在营造了巨大的产业机遇的同时,也给伟大的企业的诞生预留了空间。

　　伟大的企业和伟大的企业家总是相伴而生,中国企业家能否找到打开幸福生产力时代的钥匙,将关系到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自身解放和救赎,也是新阶段中国企业家领导力重塑的重要途径。战略营销专家薛旭认为,中国企业欲成为世界名企,需要完成基础战略管理的革新,这种革新同时也是中国企业家领导力的重塑过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被盛赞当今世界为数极少,对世界商业形态产生重要影响的玫琳凯?艾施,其管理哲学以“满足员工需求”和“公平待人”为出发点,注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强调坚持原则和以身作则,鼓励积极参与和冒险尝试。在玫琳凯公司,公司鼓励员工分享个人生活的快乐的一点一滴,正是这种鼓励分享的做法,让员工以享受的心情投入到工作中,这种积极的情绪也影响到顾客身上,拉近了公司与顾客之间的距离,创造了不朽的营销传奇。正是这样的管理哲学,让玫琳凯本人能够走上事业的颠峰,成为商界的传奇女性!也许这便是新时期中国企业家重塑领导力的借鉴之道。

　　在太阳谷峰会期间,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接受了美国政治博客网站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和雅虎新闻的采访,表示BP CEO托尼·海沃德(Tony Hayward)继续留任对美国和BP都不利,且对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第三次大萧条”的观点予以反驳。

　　巴菲特表示,从公共意见角度考虑,奥巴马总统对BP漏油事故的处理并非“完美”。但是即便他在漏油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龙颜大怒、暴跳如雷,石油该泄漏多少还是会泄露多少。

　　被问及假如BP是巴菲特的公司,托尼·海沃德是否还能保住饭碗时,巴菲特表示自己会解雇他。巴菲特说,自己并不确定海沃德究竟做错了哪些事,但是这就好比一艘船的船长,即使是手下某个少尉搞砸了全部事情,船长依旧责无旁贷。巴菲特认为,海沃德留任既不利于BP利益,又不利于美国利益。

　　克鲁格曼所持的“第三次大萧条”观点也与巴菲特的态度相左。巴菲特并不赞同目前处于“第三次大萧条”早期的说法,他表示美国经济正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还力挺经济刺激政策的成效,表示在未来两三年时间里,经济状况即将好转。

　　巴菲特还透露,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样关注NBA球星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的归属问题。

　　《华尔街日报》有文章猜测,竞拍本年度巴菲特慈善午宴的神秘人士或许就是托尼·海沃德和勒布朗·詹姆斯中的一个。巴菲特则表示,尽管自己认识詹姆斯,但是他还没有来向自己寻求建议。

　　此外,众所周知巴菲特尽量避免投资高科技行业,不仅如此,还不擅长各种科技产品。但是巴菲特在采访中承认,他现在会花不少时间在网上,还自爆特别喜欢YouTube,并笑称“YouTube应该向我收费了”。但是,他表示他仍然最爱读书、读报纸,除非没有选择,否则自己会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读报纸的人。

　富士康12连跳,显示了中国制造业的迷失。但是,同样是制造业,同样在中国,却有不同的做法。去年年底,我去TCL参观模具车间,这个车间性质跟富士康差不多,也是电子产品生产线。陪我参观的是TCL一位年轻管理者,1977年生人,叫张荣生,他管辖着4000多名员工。现场管理得井井有条,跟我在丰田汽车见到的一样。我不习惯一板一眼地听他介绍情况,于是问了两个“散打”问题。

　　第一个问题,你这里有没有“90后”啊？

　　他说,王老师,我们这有很多“90后”。“90后”我们知道,初中、高中或者专科为主体这么一部分人,与富士康的员工构成没有什么区别。

　　我就边走边跟张荣生发了一句感叹:“'90后’大都脑残啊!”这句话看上去是个判断句,实际上是个疑问句,我在问他的观点。坦白地讲,有点陷阱的味道。他如果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很容易附和我说点什么就过去了。

　　张荣生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王老师,不是这样的。我们“60后”、“70后”,甚至“80后”早期都是在我国困难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批人工作就是为了生计。但“90后”是在我们国家比较富裕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批人选择工作不是简单维护一个生计,而是一种生命方式的选择。

　　一个层次不算高的经理居然能说出这么有层次的话,不由得让我刮目相看。当然,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震的。接着我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你说得非常好,那么跟“90后”交流什么主题他们会感兴趣？

　　张荣生说:“王老师,1998年我加盟TCL上班的第1天,厂长对我们说,他们创业那个时候真苦呀,连续几天不睡觉。有一次凌晨3点多钟,一个东西一下子给创造出来了。他们团队那个兴奋啊,都跳了起来然后找到啤酒拿着瓶子一碰,那个欢喜,那个高兴,简直没法形容!当我把这个欢喜的心情跟'90后’来分享,他们也都摩拳擦掌,也想享受享受那种创造的欢喜。”

　　工作是选择一种人生方式。张荣生抓住了“80后”、“90后”的命门。由此出发,在工作安排、流程建设、企业文化场建设等,便都有了依归。你把员工看成什么,不是嘴上说的,一定是体制安排出来的。当你在一系列的体制和文化安排中,把员工作为鲜活的生命,作为资源充足的、整体的、具有创造力的,他们就可能报以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中国企业需要深入反思:公司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公司对员工的假设到底是什么？如果做企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利润,如果公司假设员工是碎片、是愚蠢的、是按照操作手册操作的生化工具,那么富士康的12连跳就不会停止。

　　反过来,如果假设“80后”、“90后”,他们有很大的潜能,有丰富的资源,他们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公司管理就会全然不同。像富士康这样,只局限于让人按照既定的操作手册操作,只去固定地开发人左脑的一个狭窄层面,就会使员工成为一个碎片,最后必然会导致人和公司整体创造力的折损。

　　做企业的创造性在于,是否可以设计一种体制,把员工的整体性激发和调动起来。张荣生的意义就在这里。他看到了一个人的整体,他不仅仅看到了挣钱和生计,他还看到了生命方式的选择。这其中既透露着对生命的敬重,也显示着不一样的管理模式。

　　把人作为整体人,这是中国古老的教育传统。可是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在制造业,我们却把整体人割裂开来,还自以为抓住了赚钱的秘诀,实际上却在鼠目寸光地走回头路。心理学早就证明,潜意识中所蕴含的能量,是通常我们所能看到的显意识能量的3万倍!

　　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伊梅尔特（Jeffrey Immelt）上周关于中国的言论反映了该公司近期在中国做生意所遭遇的压力,而通用电气一直对中国寄予厚望。

　　据听到该评论的人说,在罗马举行的一次私人聚会上,伊梅尔特曾说,现在外国企业在中国做生意越来越难了。

　　在公司风光一时的获利引擎通用金融（GE Capital）缩小规模之际,伊梅尔特承受着彰显其工业部门增长的压力,以使落后的股价上涨。目前通用电气股价为每股14.83美元,低于2008年4月时的38.43美元。通用电气一直对其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寄予厚望,目前公司在中国有13,000名雇员。

　　但通用电气在中国面临的竞争加剧,因中国政府努力推动本土企业,而且更多西方竞争者在中国寻找业务。全球来说,中国的风力发电企业正在蚕食通用电气的风力涡轮机市场份额,通用电气在中国的航空电子仪器销售也有所下滑。

　　两年前伊梅尔特曾表示,通用电气希望今年在中国的销售额达到100亿美元,2009年其在中国的总收入约为53亿美元,高于2008年的47亿美元。按销售额计算,中国是通用电气的第五大市场。

　　伊梅尔特6月30日在罗马的言论浮出水面后,通用电气表示,其在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依然把中国当作“重要且具有吸引力的市场。”

　　周四一位女发言人说,通用电气有幸与中国快速发展的市场中的主要领域进行合作,这些领域包括航空、医疗保健、能源和铁路设备等。

　　目前已取得一些成功。在医疗保健行业,其成像设备在中国销售旺盛,伊梅尔特曾说,今年在中国的医疗保健方面的销售收入可能将超过10亿美元。该公司还曾表示,今年成像设备部门将招聘1,000名销售人员。

　　但其他方面就不是这么理想了。例如通用电气寄予希望的风力涡轮机业务就与中国对手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去年丹麦研究机构BTM Consult Aps报告称,通用电气在全球风力涡轮机市场中占有第二大的份额,但其比重已从一年前的18.5%下降至12.4%。

　　诸如华锐风电科技有限公司（Sinovel Wind）、新疆金风科技(002202,股吧)股份有限公司（Xinjiang Goldwind Science &Technology）及东方电机有限公司（Dongfang Electric）等中国风力涡轮机生产企业,因中国国家对风能的支出而得到支持,它们快速增长,已从全球领先的丹麦维斯塔斯风力系统有限公司（Vestas Wind Systems A/S）和通用电气等公司那里抢占了市场份额,目前跻身全球十大风力涡轮机生产企业行列。

　　在中国,通用电气还面临着其他挑战。4月份,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选择了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 Corp.)旗下子公司汉胜(Hamilton Sundstrand)为其提供价值10亿美元的发电及配电系统用于一款计划中的喷气式飞机,而没有选择通用电气和其他投标者。

　　另外,去年11月,通用电气透露将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中国航(601111,股吧)空工业集团公司各出资一半成立合资企业,以便联手为全球的喷气式客机制造商提供航空电子系统。当时,通用电气高管说,他们预计合资企业将于今年年中前成立。

　　到目前为止,这个合资企业还没有成立。通用电气说,正在进行谈判,它不认为是延期了。通用航空(GE Aviation)的一位发言人说,他们正在制定全部的细节。通用电气的另外一位发言人艾塞尔(Anne Eisele)说,目前随时可能会成立,预计合资企业将于2011年前投入运营。

　　令通用电气的联盟更加复杂的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也在寻求与位于美国凤凰城的飞行控制系统制造商霍尼韦尔(Honeywell International Inc.)成立一家类似的、可能会与通用电气合资企业形成竞争关系的合资企业。霍尼韦尔还希望为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计划中的C919窄体喷气式飞机提供组件。艾塞尔说,我们对C919的航空电子系统仍很乐观,不过无法猜测结果会怎样,我们期待着它的宣布。

　　在通用电气的其他航空业务领域,它获得了一些成功,比如,赢得了为两款中国飞机生产引擎的合同。

　　在通用电气的煤炭业务上,去年11月,它与中国煤炭企业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达成了协议,在中国申请煤气化(000968,股吧)技术的许可、并进行生产和销售。当时,通用电气说,预计交易将于2010年上半年完成。

　　不过,通用电气旗下的GE Power &Water的一位发言人说,谈判仍“在进行中”。通用电气已经在中国为40个煤气化工厂申请了许可证。它仍然希望成立一家合资企业,帮助其在中国大规模扩大业务。

　　通用电气正在努力增强在先进的输配电系统（即所谓的智能电网）领域的优势。通用电气估计,未来10年中,中国的智能电网市场有望达到600亿美元的规模。它最大的客户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该公司覆盖了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配电。通用电气的成功依赖于与国家电网建立了强大的联盟。

　　不过,国家电网也是通用电气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国家电网希望自主开发智能电网技术和设备。

　　国家电网正在开发技术标准,并在游说中国政府加以采用,以便巩固其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的主导地位。

　　咖啡巨头星巴克在中国将迎来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华润创业日前发布公告称，以现金3.27亿港元收购其士泛亚 Pacific Coffee（太平洋(601099,股吧)咖啡）80%股权。华润创业副董事总经理兼首席财务官黎汝雄对外表示，计划在5年内将太平洋咖啡拓展为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店，目标直指星巴克。

　　资料显示，太平洋咖啡目前在亚洲共有95家咖啡店，其中有83家在香港特区，内地仅有5家。而目前星巴克则在大中华区拥有720多家门店，其中内地为380多家。

　　《第一财经日报》注意到，今年年初，华润创业曾公告透露年内会有1~2个收购项目，此次收购被视为扩充其零售业务的信号。

　　华润万家公共事务部总监刘岫军昨日在给记者的回复中表示，华润创业收购该业务后，将交给旗下华润万家全权负责打理。

　　他表示，目前，华润万家在内地有3000余家店铺资源，届时太平洋咖啡将共享华润万家的店铺、物流、客流等资源，以此来迅速提升其在内地的市场占有率。华润万家计划在3年内开设200家咖啡分店。

　　弘亚世代分析师姜悦告诉记者，借助华润万家强大的平台，在这些业态终端布点，“比自行寻找据点铺店快得多。”她说。而且太平洋咖啡在扩张时也可以寻找目前星巴克尚未布点的区域，依靠华润万家在各地的资源，抢占先机。

　　星巴克方面相关人员未对上述收购行为置评，但其强调，星巴克未来的愿景是在内地门店数超1000家，但目前尚没有明确时间表。